一位哈佛毕业的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对我自嘲,她现在的工作内容之一是每天晚上见不同的“客人”,陪人吃晚饭、聊天,然后十一二点回家,有点像“做小姐”。因为太希望摆脱掉自己的书生气、并且渴求职场成功,她来到如火如荼的中国上海,成了财经咨询公司的顾问。考虑到自己财经知识以及本地人脉网的匮乏,除了读书恶补之外,她发现的一条捷径是参加一些客户的饭局。事实上,跟她有业务往来的财经界人士不仅不介意她的加入,反而很乐意有一位哈佛才女的作陪,更何况,他们谈论的话题,居然能够让哈佛才女努力倾听和学习,这本身就已经是莫大的成就。
对于她“做小姐”的困惑,被她陪的客户这样安慰她:“你比“小姐”好多了。那些“小姐”根本不会聊天的。”不知道这样的安慰是让哈佛女感觉更好,还是更糟。
有“陪”人的感觉,大概是因为在做一件功利的事:和一些无趣的人谈无趣的话题,从而获得有利于职业发展的机会。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说,其实并不是这件事无趣,而是因为哈佛才女太过敏感,太过伤春悲秋,才会滋生出无谓的“做小姐”的挫折感。
比如,在另一位商界精英——一位房地产经理眼里,哈佛女的挫折感变成了“幼稚”和“浅薄”。他十分政治正确地指出,“陪”其实是一种沟通手段和过程。陪的过程也许无聊、也许漫长,也许话题分散,但只要有哪怕10秒钟的时间谈了点有意义的事,一件大事很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