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8以来，中国历经大欣喜，更历经大悲痛。这一年，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，让我们从容点检进步与发展；这一年，四川强震，致7万生民罹难，家园涂炭。而就在眼下，奥运会在北京举行，世界来到了中国，中国拥抱着世界。当于悲痛的沉郁底色中，北京奥运会的焰火升腾而起，一个称为“中国成人礼”的说法也开始日益流行。“北京奥运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人礼”、“北京奥运，告别愤青的成年礼”、“塞拉利昂驻华大使：北京奥运是中国的成年礼”等标题，充斥在媒体的版面之上，也激昂于国民的慷慨高歌之中。

      或许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曾经自许为世界中心并曾经辉煌，而又在近代史上遭受无尽屈辱的古老国度而言，太需要用一次举世关注的“中国时间”来展示自己的发展与进步，并区别历史与现实，进而从中获得一种国家强盛以及民族复举的情感愉悦。因此，假如我们真的要有一个“成年礼”，那么奥运会的确是一个最好不过的仪式。此次北京奥运会有史以来参赛运动员最多、参加国家最多、国家元首出席最多等等数据，也的确营造出了一种“万邦来贺”的喜庆氛围。如果这真是中国的“成年礼”，无疑更符合国民的情感诉求。这也正是俄罗斯汉学家、历史学博士尤里·加列诺维奇在《独立报》说：“尽管最尖锐的社会问题还没有解决，但奥运会将展示中国的成就，激发中国公民的自豪感。”但其中问题在于，当北京奥运如期举办之时，中国真的迎来了它的成年期了吗？

      人们总是有意识地将国家拟人化，视国家为有情感的主体。“成人礼”即为其一。但是，若说一个人的成年，必然标志着成熟与担当，理性与责任，那么一个国家的成年，拿什么来界定？我想，从最普适的价值观来看，一个“成年国”，其国土莫非福祉，其国民莫非公民。它的制度必然是以人为本的，是合乎人性以及人道的；它的权力必然是听令于人民的，它的社会必然由公民社会所组成。它理性而不偏激，富足而不骄奢，自信而不野蛮，不仅拥有自己坚定的价值观，更需要成为一个获得广泛价值认同的大国，更应当成为价值观的输出者。

      不可否认，3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，而汶川大地震中激发的举国同心，北京奥运会所展现的文明气质与现代精神，也都表明我们的国家机制与公民精神得到了历炼并成长。但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，中国的改革开放仍只是刚刚开头，经济体制改革后续的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完功，贫富悬殊、权力滥用、权利失守的现象或多或少仍然存在，群体性暴力事件多发，经济发展处于最艰难的转型期，中国的发展仍需要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，也仍需要置身于某种充满疑虑的目光注视之下。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必讳言的事实是，应有的大国国民精神并没有随着国力的强盛而变得更加成熟。比如同样发生在今年的“抵制家乐福”事件。

      如果说是成人礼，那么国民的集体人格则表明着国家的性格，而在特定时候某种集体人格的缺陷无异表明国家性格之非成人化。在一个大国应有的价值体系中，国民理性精神的建构也不可缺失。这种理性精神，不仅需要在具化地落实爱国热情过程中，维护好国家的根本利益、核心利益，并充分认识到国家要在开放、包容、自信中发展，并以此为前提，保持独立、清醒的判断，不胁迫，不盲从，更不被利用与误导。只有拥有更为理性、笃定的国民，大国之气度才能确立，大国之价值才能坚定，大国之地位才不会被撼动。有这样成人化的国民精神，始有成人化的国家。

      “根据我国国情，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。”正像这个著名的论断一样，我更愿意将今日之中国视为“少年中国”。百年之前，梁启超先生于中国积弱之时写就的《少年中国说》，至今绕梁不绝。“夫国也者，何物也？有土地，有人民，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，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，自制法律而自守之；有主权，有服从，人人皆主权者，人人皆服从者。夫如是，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。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，自百年以来也。完全成立者，壮年之事也；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，少年之事也。”又说，“夫古昔之中国者，虽有国之名，而未成国之形也，或为家族之国，或为酋长之国，或为诸侯封建之国，或为一王专制之国。”梁启超这段文字，正可以观照今日正急吼吼要迎接“成人礼”的中国。太过急切地证明或表达，终究是非成人化的表现。

      “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，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，其进步未可量也。”把中国定义为少年中国，恰恰是对无限未来的深情寄予。